“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说的是，佛陀以他的大智慧，在灵山法会上，为大众说法，但是他又是如何说的？他的学生个个根器不同，怎么就都理解了佛法精义了呢？可见佛陀仅示现了一个象。让大家来观这个象，众生倚着各自不同的心性，而各自得到解脱。这就是自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后，在灵山法会上首传灯。灯代表光明智慧，大智慧、妙智慧，也即般若。传的方法是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的方式。为什么不凭借文字呢？因为超越了言语和概念，要传的是有形的象背后无形的意境。这是禅宗这派法门的初立。唯有如此才可以令生命中本具的无限智慧得到彻底的开发。依《五灯会元》上面记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诸摩诃迦叶。”这就是《五灯会元》记录的摩诃迦叶首传灯，世尊拈花微笑的故事。《五灯会元》是禅宗经典，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禅宗以灯比喻佛法，禅的智慧，传灯就比喻传法。灯灯相传光明不断，五灯就是五家的灯路，会元的意思是将五家的灯路汇集到一处的禅宗经典。它实际上告诉我们，佛陀在灵山法会上，就用这种以心传心的方法来说法，它是一种说实而又不可着，说无而又决定在的微妙法门。当时，只有佛的弟子迦叶尊者会心的微笑。那么他为什么会微笑呢？禅宗学人不借文字的用心是怎样的？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们说，在文字的教授上不是我注六经，就是六经注我，但是禅宗却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进入般若境界的途径，既非我注六经，亦非六经注我。而是我与六经合二为一。用这种微妙的象思。（即我们在道家老子传授体道工夫时也曾使用的“观心无心、观象无象、观形无形”之法）来学禅，你不会没有收获的。
尽管中国人颇具大乘根器，但在佛法初入中土的阶段还多停留在神说的地步，还没有到达实证，或者说缺乏一个开创真修实证的方法，这才是达摩祖师西来的因缘和契机，可见佛法慈悲广大，它总是在哪里最需要它的地方，就在哪里出现。达摩祖师传法之前他与梁武帝的一段对话，也说明了当时佛法在中国还没有在宗派上独立出来，因为如果照梁武帝的修法修更多的是冲着积福报去的，因未见自性本体，也就谈不上在易道（涵融儒道）之外另立宗派。
在用象的思维探索禅的神妙之前，我想有几个问题是值得商権的。如何是达摩祖师西来意？如何理解禅法是印度大乘佛法与中国易、老、庄的结合？五祖弘忍真正的传人是谁？他们在禅的传承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易与禅的关系是怎样的？易与色空观在本体上是相同的吗？如果易是文字禅，那么在不得不说的情况下，如何意会言传？首先，达摩祖师在来中国之前，他就已经是印度禅宗的第二十八代祖。当年，在灵山法会上，佛祖将禅宗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尊者，禅法已经确立。般若本无二，说禅是印度大乘佛法与中国易、老、庄的结合似乎在说中国禅与印度禅有所区别，这在惠能祖师的《六祖坛经》中有确切的记录——禅本般若。便不存在中国禅和印度禅的区别。禅是恒常不易的自性本体，变易的是时空因缘，随着时空变换，受众不同，而如何施教的问题。通读《六祖坛经》，最重要的是确认禅乃般若智慧，能够明白达摩祖师东渡的目的只是在寻找契合中国人机缘的传法方式和传人。
达摩是中国禅的初祖，他为何不在印度做祖师而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到中国来传法呢？原来，他观到震旦（中国）多大乘气象，此时机缘已经成熟，就东渡来传法。梁武帝时期的佛法，因未有自己鲜明而独立的教理，存在着小乘佛法的特征。比如孔夫子在《易传》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样也讲的是因果报应，似乎中国早就有“佛法”了罢。所以梁武帝与达摩话不投机。梁武帝言下之意是我造寺斋僧，广造福田，应该有很大功德吧？谁知达摩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你这样做毫无功德。功德从自性中来，非求福所为，这在当时是讲不开的。所以达摩也不与他多讲，便有了一苇渡江，北上至少林寺的事情。
达摩大师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似乎他的使命便是在等待那个传法弟子的出现。而且这个传人一定是当时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成就者，也就是易道背景下的儒道修养深厚者，将有缘于大乘佛法的般若妙智，这个人便是神光，也就是后来的禅宗中土二祖慧可大师。断臂求法的事迹大家都很熟悉了，关键是神光跪在雪地中孜孜以求的“大法”是什么“法”，这个法在当时的情景下，浩如烟海的华夏典籍中都没有记录吗？有人说神光初识达摩在闭关的洞前跪了三天三夜，有人说神光随达摩学法已久，最后一关透不过，因而紧要关头恰逢雪天在洞前跪了三天三夜求这最后一法。
我以为后者更为贴切，中国古代便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那是对无私无畏的体道者的描写。非全心求解脱者，旁人难以体会对法的渴仰，死尚不足惜，何况一臂呢。我揣摩神光通过与达摩大师的交往，渐渐感悟到这位西来的和尚有着超乎本土文化的，接引上根利器的顿悟之法，直通终级的解脱大道。这当然也是达摩的方便善巧，好比是条条大道通达目的地，但有跑着去的，有步行去的，突然来了个外乡人，是教人坐车去的，当然我们有个熟悉它的过程。但一旦明白了自己就是最适合坐车的乘客，便非去不可了。这车所能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对神光而言便是“安心”，安心的法门在以往儒道两家经典中从没有讲的这么直白透避，所以神光这一臂断溅白雪，如映日红莲，同时断掉的是万般缠绕思虑，引用禅宗的话讲如“桶底脱落”，彻底自由了。达摩看到自己没有白来中国，真有诚心求法修道的，就传他以心印心，见性成佛的法门。达摩告诉神光，你若让我为你安心，把你心拿来，我才能为你安好。神光便去找自己的心，结果发现“觅心了不可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觉悟到我们现在存在的是一颗妄心，没有一个实质不变的主体。它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生生灭灭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我们连一个实质的“心”都找不到时，那么我们的感觉，爱恨情仇依附在哪里呢？如果连“心”都找不到，那么所谓心中想、心中念不也是虚妄的吗？正如达摩讲：“我与汝安心竟。”“安心”的顿悟之法是达摩西来要为中土志士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易、儒、老、庄都盘桓委婉不肯直白道出的那一招霹雳掌，现在终于有堪教的弟子了，所以上天也就传了这个法门让这类弟子受益。那么易道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没有易道丰厚的土壤，就没有上乘超拔的上器者学人，当然也无需应机的禅法来做接引。如今沃土虽已不厚，华果更是稀有难觅，毕竟禅能接引的上根上器者有限。纵观中华大地，自古人心机变，大道未行之时，广施小术成习，况乎古今一气，怎能不赞叹易之深广普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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